煤村作为特殊时代的产物，早已随着一座座因资源枯竭而停产关闭的矿井，渐次淡出人们的视野，如夕阳般走向衰落。
我是从矿村走出来的孩子，那里承载着我童年与少年阶段所有的懵懂与张狂、惬意与感伤、希冀和梦想。前不久，因一次偶然机缘，我又重回到那个坐落于冀南矿区偏僻一隅的矿村。走在日趋荒凉、裂隙遍布的矿村街巷，望着早已面目全非的矿村旧貌，不禁思绪如泉，百端交集，感慨万千。
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，矿村一直是国内煤矿勘探设计、矿井建设的重要组织部分。有煤矿就有矿村，矿村规模与矿井产能成正比，矿井产能越高，矿村就越大、人员也就越多。当年的矿村虽然也叫“村”，但由于是统一设计规划的，较之周边相邻的农村，要齐整得多，也“高档”得多。其中，既有错落有致、高低相间的成片家属楼，也有一排排隔成大小不一的平房院落；既有医院、学校、托儿所，也有食堂、粮店、菜店和商店。当时，一座煤矿、一个村，就是一个“小社会”，正所谓：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
我们矿村当时算是比较大的，村里有干部职工家属近万人。我家住在矿村平房区的西四排，共有一间半平房加一个几十平米的小院。小院里有自建的厨房、厕所，还有一株每到中秋都能挂满果实的石榴树。左右两边邻居，一个是我自幼崇拜的朱翔哥家，一个是我相伴长大的好朋友张朝阳家。当年，朱翔哥的父亲是矿上总工，母亲是矿医院大夫，生长于这样的家庭，按常理他应该成为谦逊儒雅、上进好学的“乖孩子”，实则相反。他自幼顽劣，爬墙上树、打架斗殴，无所不及。因他胆大仗义，不欺弱小，于小几岁的我们心中则如英雄般地存在。后来，他读了矿务局技校，毕业后没有进矿就业，而是独自去了南方。多年以后才听说，他在南方也是轰轰烈烈，事业有成，算是闯出了矿山子弟的大名堂。
沿着寂静的矿街，我努力找寻过往的痕迹，想从这些破落的村街及街两旁高矮不一的陈旧建筑中找回当年的“繁华”和旧时懵懂年少的“我”。我绕着矿街走了个来回，发现我们位于西四排的家消失殆尽、了无踪迹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偌大养鹅场，上千只白鹅的啄食声、呱噪声噪杂纷乱，不绝于耳。此情此景，令过往从前历历浮现。小时候的我们，正如眼前这纷扰聒噪而又浑沌愚懵的“呆鹅”般，在这片区域无忧无虑地拍画片、下棋方，玩弹子、捉迷藏，打闹嬉戏、爬墙上房，令人生厌不自知，讨人恶嫌犹安然，那是何等快乐、何等惬意的一段美好而难忘的童年时光。
让人欣慰的是，位于矿村东南角的学校，整体移交给了社会，不仅没有衰败，反比过去大了许多、也好了许多。环境整洁,楼房林立,绿树环抱，据说已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中心校。过去的矿小、矿中是连在一起的两个院落，只有一栋三层教学楼，其余都是平房。我们这些矿工子弟都是从矿小到矿中，一路读下来的。只有读完初中，才会从这里分流而去。学习好的，去市里或区里读重点高中，次之则去矿务局或矿区读普通高中，最不济的则会去矿务局或其它地方读技工学校。当时，如我一般大小的矿工子弟，能通过高考读大学的并不多，而去矿务局读技工学校的则在半数以上。即便读了大学的，毕业后仍有很多人子承父业，入职了煤矿。我童年好友张朝阳自小就立志当矿长，高中毕业后考取了焦作矿院，后入职一家地方煤矿，不到十年竟心随所愿、期许达成。其实，煤二代、煤三代在我们这群人中实属平常。好在矿工行业无论传承几代，似乎都不会引起社会非议，更难成为网络热点。
位于矿街两旁的商店、粮店、菜店等依然存在，但多是关门闭户没有了热闹的迎客景致，只有位于矿村十字街东南角的原矿副食品店开着门，从门外远远望去，里面是一字摆开的几张台球案，不仅心生疑惑，这么一个早已落寞荒凉的所在，有谁还会来此游戏消遣。问看护门面的老者，他说，白天很少有人光顾，但晚上周边村、厂的人会过来玩。听着老人的话，一丝怅然暗自袭来。当年这个地方曾是矿村最热闹的所在，贩夫走卒、矿工家属、男女老幼、四邻八方的人们聚集于此，贩卖、购买、闲逛、甚至于吵架、骂街、斗殴等等，不一而足，一派繁荣市井像。而今，见证矿村曾经繁荣、辉煌的，只剩下了这些默默无言的破落街巷。
登高远眺，以前耸立于矿村东北方向的黑褐色的矸石山，经过多年治理，已是翠妆盛裹，浓绿一片,郁郁葱葱地在新的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，充盈着无穷的生命张力……（江百川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