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化的繁荣带来的是关于人、社会、自然的更多深入思考，朝廷对文化人的尊重和重视，引得普通民众专注于培养子嗣读书至仕，北宋五子、唐宋八大家中的宋代五人皆被这种氛围滋养浸润。周敦颐的父亲从小培养儿子读书识字，周敦颐的聪慧和勤奋好学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学问基础，良好宽松的政治环境，让他有了至仕的可能和机会，才最终成就了儒家理学之祖的地位。苏洵的家庭富足，父亲把兄弟几人送到学堂读书，他的哥哥最先考中进士，苏洵深受感染，才发愤图强，最终也得中进士，有了这个文化氛围的感染，苏轼苏辙二人才能从小耳濡目染，徜徉在儒学、理学、文学的世界中。士子之间相互尊重，相互提携，才有了后来的三苏上汴京求学，双中进士，受文学改革领袖欧阳修喜爱和提携，汴京才刮起了“小苏”热。欧阳修在评判苏轼的试卷时，感觉文风清醒，语句平易，像自己的学生曾巩的文章，为了避险，只给了第二名，直到公布成绩的时候，才知道是苏轼的文章。参加科举的士子们按照传统方式撰写的文章，被主考官欧阳修给了低分，反而是苏轼的文章居然给了高分，士子们就打听欧阳修每日散朝的时间和路线，把欧阳修堵在路上大声呵斥，诉说不公，欧阳修未曾有半点不满和打击报复，无愧八大家之名。
皇帝真宗和仁宗对士子的包容、对臣子的爱护，也促进了文学的进一步繁荣，文学的繁荣带来了更加多元开放的文化氛围，改革派、保守派在朝堂上争论不休，在朝堂下又能把酒言欢，这是中华文明之幸。周敦颐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，他的学问和做人堪称一等，传世名篇《爱莲说》话莲又话廉，抒发了千百年来我们对廉这一高贵品质始终如一的追求和无限向往。纵观周敦颐的一生，辗转多个地方任职，官职也不大，口碑却极好，这是偶然和必然的双重因素造就的。且听我一一道来，周敦颐的家庭环境相对较好，书香气足，父母的家世也都不错，才能让周敦颐的相对安稳舒适的环境中茁壮成长，没有这个好的家庭氛围，也不可能有他未来理学路上的成就。周敦颐至仕之后多在地方工作，远离朝堂中的党政，远离汴京的灯红酒绿和莺歌燕舞，能够让他静下心来做学问，一心一意当好父母官。整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宽松，各种学派百家争鸣，文人墨客惺惺相惜，散文、诗词、歌赋、杂曲争奇斗艳，雕版印刷术的普及，让文学交流真正落在了民间，读书不再是富贵人家的事，兼容并蓄，周敦颐在思想上相对是自由的，才能让他坚持本心，坚定信心。人口的繁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，让物资生活相对富足，人干事做学问有了底气，物质的富足带来的是精神层面的更多追求，进而精神得到富足，反而推动人对物质的需求进一步降低，廉才成为可能。
我们总是追求我们得不到的，追求我们崇尚的那些东西，物以稀为贵，因为稀少我们才倍加珍惜，同样的道理，坚守自己的本心，不被纷繁的世界所扰，坚持做人的底线，坚持做事的原则，本就是极为难得的品质，所以我们才倍加推崇，矢志追求。廉洁奉公千百年来被我们立为做官做事的基本准则，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，能坚持准则的人少之又少，所以历朝历代每每树立起一个廉洁奉公的样板和模范，总会受到执政者和普通老百姓的喜欢，也会树大招风，引来诋毁污蔑，更有甚者，为此丢了官职和姓名。
至今日，我们对廉洁奉公、清白做人、甘于寂寞的人还是会竖起大拇指点个大大的赞，自己做不到而别人做到了，对自己而言是激励是鞭策，更是指路明灯和前进航标，我们在典籍中寻找廉的秘诀，在历史中找寻守的意义，守住自己，方寸之间皆是天地。（刘波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