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父母如国人中绝大多数父母一样，踏实良善，一生无为，终生劳碌，难有闲暇。
母亲性情率直，心底良善，尽管没什么文化，但在公婆长辈眼里、在兄弟姊妹眼里、在侄孙后辈眼里，却是共认的好。只有我知道，这种“好”是天长日久、日积月累的辛勤付出换来的。晚年的爷爷、奶奶每每染疾，想到的第一个人总是母亲，无论大病小疾，似乎只要母亲在身旁，就能安之若素、逢凶化吉。爷爷、奶奶弥留之际，都曾对我的叔叔姑姑特意嘱托叮咛，让他们今后一定要对大嫂好。
家父兄妹有七，父亲是家中长子，母亲自然处于长媳、长嫂之位。处在这样的一个位置，能赢得家中长幼一致认同，应该没人清楚该付出多少的心血与辛劳。记得有一年，小姑遇到了人生中的一道大坎，当时意志消沉、心生绝念，母亲知道后，第一时间赶过去，对小姑既训斥又开导，并不离左右地陪着小姑度过了那段至暗时光。
这些年来，无论哪个叔叔或姑姑有了难处，母亲都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。“有嫂子呢！”是她常常对弟弟、妹妹说的一句话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分散各地的叔叔姑姑们至今也不敢忘记爷爷奶奶的叮咛，一如既往地亲近母亲、关爱母亲、尊重母亲。如今，我小姑也年近古稀，但在心里依然把长嫂视作“母亲”来依靠，日常琐碎、大事小情都要通过电话向嫂子“禀报”。
“你奶奶过世后，我就觉得你妈就是你奶奶。”小姑常常这样对我说。人们都说，世上最难处的家庭关系可能就是婆媳与姑嫂。但在母亲眼里，这些难题压根就不存在。
而今，父已辞世，母也年至耄耋，而我仍劳形于千里，不能朝夕承欢其膝下。闲暇独处之时，每每念及于此，自觉愧为人子，自问养子何用？不免无奈叹息，徒生感伤，愧意倍增。
母亲生育我兄妹二人。妹妹与我相距十岁。在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一般家庭都有四、五个，甚至六、七个子女，如我家这般只有两个孩子的算是极少的。但由于当时父亲相应党和国家号召，去了西南支援三线建设，家里老幼全靠母亲独自支撑操劳，加之我与妹妹幼年时均体质柔弱、罹患交替、染疴不绝，母亲付出的辛劳相比孩子多的家庭似乎更甚。
记得我尚在孩提时，血小板就出了问题，一旦鼻孔出血，就极难止住。为了给我治病，母亲或抱或背，奔波于家与医院、医院与医院之间，同时还多处寻觅各类偏方，但凡有些效果，就会不厌其烦地加以尝试。当时有一偏方，说是孩子鼻子出血时，用棉花沾上头发灰塞住鼻孔就可止住。觅得此方后，母亲就将自己留了多年、早已垂至腰际的辫子剪了下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此方虽屡试不爽，母亲却矢志不渝。也就是从哪时起，母亲再也没有留过长发。
及至妹妹出生，比我犹为不及。先时出麻疹，后又患肺炎、胸膜炎，几近两岁时，才能扶着床帮颤巍巍地站立。期间，为了顾全家中长幼、照顾病患幼童，母亲常常如上足发条、不知疲倦的陀螺，一刻不停地奔波操劳。记忆中，那时的她似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。当时，我已至总角之年，看到终日忙碌的母亲，特别是看到母亲抱哄、轻拍着哭闹的妹妹就能睡着的样貌，我在心里就会隐隐作疼。我很想替母亲分担一、二，但她却严禁我与病患中的小妹接触，唯恐本就羸弱的我引病上身。
后来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兄妹的身体也日趋康健，母亲的愁容也随之渐次舒展。再后来，我与小妹先后上学、工作、异地成家立业，与家、与母亲渐行渐远，但母亲对我们的牵挂似乎更甚。几天接不到我们的电话，就会夜不能寐、寝食难安。及至后来，我与小妹无论在哪、无论多忙，每晚7点左右都会给母亲打个电话、报个平安、顺带聊上几句家常。前些年，为了照顾日趋年迈的父母，我与妻将其接到身边，并为他们在相邻小区购置了套位居一楼的两居室。然而由于工作原因，我依旧难以终日伺奉父母于堂前、相伴父母之左右。好在妻极贤惠，有她在老人身边，我时常含愧负疚的心多少得到了些许宽慰。
自此，每次外出，与母道别，她老人家总要把我送出家门、送出小区、送到大路，然后站在那里长久地看着我走远，直到看不见；不知道从啥时候起，我再出门时，母亲就不再送了，甚至连门都不出，只是叮嘱：到了就打个电话，报个平安。后来妻子对我说，我每次离开时，母亲都会偷偷揩拭悄然滑落的泪珠，还生怕别人看到。我可怜而慈爱的母亲，您是不想不愿不敢不忍与儿子的每一次离别，每一次离别留下的空白，想必您都会用很长很长的时间、很长很长的挂牵与思念去一点点填充、一寸寸丁补，直至下次再见；我平凡而伟大的母亲，至今我才真正明白，这些年，你为何会那么认真、那么专注、那么不厌其烦地为儿孙做布鞋、绣鞋底，直至因眼花纫不得针、拈不得线为止，您是把对儿孙们的爱与寄托融进了这一针一线里，您是想让儿孙们把您的爱与寄托穿到脚上、垫到脚下，稳稳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。
意大利诗人但丁说：世上有一部永远写不完的书，那便是母亲；世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，那便是母亲的呼唤。我的母亲于我、于我所有的长幼至亲，更像是一支烛光、一星炭火，无怨无悔地为我们燃尽所有、付出所能，让我们无论身在何处，都能远远地看到那束亮光、都能深深地感到那份温暖。（江百川）